首先我应说明，面对当今的世界形势不仅中国社会存在着根本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存在着 根本问题 。如果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 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美国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从这“两种社会的根本问题 ”中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理论，即从两个“社会大象”如何找到他们的共性、从而抓到事物的本质，是当代人们思考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如何解决多极化的世界、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冲击，使世界得到和平与稳定的发展是摆在人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西方文化冲击是世界各民族、国家文化冲击的代表，在东欧倒台、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文化的冲击由伐兵战为主要方式转化为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多种文化的冲击形式，而以伐谋伐交为主要形式，表现为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旗下，各国都在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进行以世界性贸易谈判为主的穿梭外交。这种无硝烟的战争其出发点不外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是再仔细的、深入的、全面的去考察就会发现，关于“利益”也应有多重的含义，关于“发展”也有其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具体内容。在全球通讯网络诞生的情况下，人们仍习惯于用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形成的惯性思维和价值准则，去看待多极化的世界，要求多极化的现实符合自身的标准。这就出现了各执各的理，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使得当今的世界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世界、好日子不得好过的世界。说它是发了疯的世界、好日子不得好过的世界，是说，依据当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20 ％的世界人口生产的物质产品就能满足 100 ％世界人口的物质需求，问题在于余下的 80 ％的有闲人口去干什么？！结果，创造新的就业领域、使有闲的人们吃饱了有 事干， 就成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无事就要“生非”，“非”则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战争就是一种“非”，这种非使大量有闲人口的能量得到释放，结果是搅得今日世界在多弹头导弹的瞄准下，发展了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都得不到和平，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西皮士、摇滚乐，当年在西方世界出现也被认为是一种“非”，这种有闲人口的能量释放，给白领阶层的劳动者创造了在脑力劳动后提供体力释放的机会，结果成了西方乃至逐步走向全球的时尚。游山玩水，过去认为是纨绔子弟不务正业的“非”，现在则发展成一种最为流行的产业活动。中国宋代高俅凭借一脚好球升了官、发了财、成了宋朝的四大奸臣之一；可当今在世界女子足球冠军赛上，中国女足的出场成了世界的热点新闻，共几十万人观看的票价竟高达每张 500 美元，一场比赛创造的总价值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票房收入），如再把电视传播广告收入一并计算在内，其创造价值真是不可思议。某国以色情服务业支撑其旅游业，使得其街上跑的名牌汽车数量超过了最发达的国家，如此等等。在有闲人口的无事生“非”之中，就出现了非中之非与非中之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搅得人们昏头转向，结果社会也就不知何去何从。各国的政治家忙得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飞，你说一套、我说一套、套套有“道”、道多了则没了道。秘书长说、总统说、国王说、主席说、酋长说、议长说、天皇说、女王说、国务卿说，等等、等等。在信息革命、实现了全球信息共享的情况下，众人之说统统灌进了人们耳朵里，搅成了一锅不知什么味的粥，成了无序的噪音。结果，社会中的每个人还是凭借自身的感觉与自身的价值取向，选择自己的路。其社会表现是：有的跟着 A 主义走、有的跟着 B 主义走、有的跟着 C 主义走；有的跟着 A 教走、有的跟着 B 教走、有的跟着 C 教走，如此等等。而且都自认为正确，感觉良好！还高喊着“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实际上从整体来看，“每个人都有目的、群体无目的”，真是各人都按自身的目的与意志活动着，这种活动对社会影响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你问人们满意吗？每个人都不满意，但每个人又对它无可奈何。
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千奇百怪、万千形式的“大象”，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点理论。西方学者有的说，“个人有目的、组合没目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更有人干脆说，“活着就是瞎耽误工夫”，把这三万来天耽误完了，一辈子也就完了。结果为了把这点工夫耽误完，有及时行乐的、有诈骗钱财的、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有苦修的、有追求高刺激登山爬壁的、有跳崖玩险的、有自认功德圆满而自杀的，不胜枚举。概括地说，就是“玩一把。”有的人一把玩好了，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的一把玩坏了，玩进了牢房、玩成了枪崩；有的玩到了总统、总理、主席的宝座上，但他身后的大批保镖说明他玩成了枪手的目标，在为他安全名义下，分秒的行为都受到众目睽睽的监视、被人管制，结果没了一点行动自由。
在今天信息革命第一次实现了全球信息可以共享的条件下，人的耳、眼一开真如同一个宽频带混频放大器，可以把所有的信息都在一个喇叭一个屏幕中播放出来，听到的是噪声、见到的是五彩纷飞的乱点，要想把这“噪声、乱点”理出头序，可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类文化的全体，是古代人类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结晶，是现代人理论实践和行为实践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构成了一种“混沌无序”状态，而正是这种无序是开发出一切有序之源。正如 N ·维纳在《控制论》一书的第九章“关于学习和自生殖机”中所说：“真空管噪声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万全的输入，因为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它的起伏迟早总可以去近似任何给定的曲线。”
面对“混沌无序 ”的“大象”——社会，如何唯象地抽象出理论，首先得找到“给定的曲线”——价值标准。因为没有“给定的曲线”——价值标准，从“混沌的无序”的状态，万全的输入经过再长的时间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不可能找到什么”而留下的什么，就成了社会的“剩余模式”。控制论的创始者之一艾什比说：“发展”就是系统无目的运化留下来的“剩余模式”。用中国古人的话说是“天道”，天道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区别于动物群体的本质是，人具有灵性，这个灵性就是总想问个为什么！从而出现了不少学者、圣人提出了自己沉思后的“理论”——人道，并表现为对社会治理的一时的有效性，但最终仍为“天道”所打破。这种打破表现为，理论、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旧理论不断地为新理论所代替。几何原本——欧氏几何发展为非欧几何是如此，牛顿力学发展为量子力学也是如此；牧业社会发展为农业社会是如此，农业社会发展为工业社会是如此，工业社会发展为信息社会也是如此。时至今日，眼观全球“留下的剩余模式”就是“当今的社会”。
当今的社会在全球信息可以共享的条件下 , 突然之间，把纵贯古今、横跨五洲的全部人类文化现象， 涌 入一个局限在既定的具有不同知识和智能结构的个人的眼中，凭借各人的思维惯性去思考，怎么能不感到迷惑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我们把苏轼的诗略作修改，正体现了上述现象。
左看成岭右成峰，远近观山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