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谈了“理”是什么，谈了它的本质与内涵，它与现代科学的同与异的关系。还可以这样说， 对“理” 研究的一个方向是对现代科学的前提――公理系统的研究，是追求科学的“尽头”的研究 。这是向上求索。用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就是参禅的过程，是对规律、一般的“理儿”的发难过程，即对观念、对学科公理性前提的发难过程。
关于科学“尽头”，中国（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理解。正如有人说，物理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哲学，哲学研究到了尽头就是宗教。可见，这里出现了两个尽头，一个是科学尽头，一个是哲学尽头。在西方已出现横跨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简称“三论”）的情况下，在科学的科学、科学的哲学、科学学已经成了人们口头上时髦用语的情况下，对这两个“尽头”进行归一性的研究，就导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学”，或者说，中国文化关于“理”的研究，既包括对科学的公理性前提的研究，也包括对哲学的公理性前提的研究，（如时空绝对性的观念）而 观念已经是主观的、精神的东西 ，是个 理儿 ，谁又能直观地见到这个 理儿呢？这就是道的容貌：“大道无形”。比如说，有谁 见过 万有引力定律呢？见到的只是万有引力使苹果掉在地上。既然这个“理儿”已经没有了直观性，那怎么去研究它呢？怎么去发现“理儿”中的“理儿”呢？这一发现“理中之理”的过程，用中国人通俗的说法就是“参禅达于悟道”，即经过深思熟虑、理论实践得出“理儿”来。用儒学的话说是至诚不息，研几要唯深、唯精、唯微，才能达于对逻辑公理前提的认知。
（一）关于“悟”
一悟—外观
有一位西方的华人管理心理学博士研究了多年禅学，我问他什么是“禅学 ”？他 从“风吹旗动 ”、 到“不是旗动是心动 ” 等等，给我讲了半个多小时。我说能不能给我讲得简单点，他看了我半天无以言对。我说，如果把你所说一切概括起来，用简单的、明确的语言划定边界，从而把它同其它事物区别开来，就是禅学。禅语是无限的、是说不完的，“参禅 ” 是为了悟道。在这里，如果想以禅语的例子说明什么是禅学，那一辈子也说不完。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人经过“悟”之后的理性抽象；都是感性形象的理性飞跃，正是这种理性飞跃使有限达于无限。这只是一悟，这种面对感性形象的理性飞越，我们称之为 一悟——外观。
二悟—内省
他说 风吹旗子动是外观， 不是旗子动是心动， 怎么再概括抽象，使这种理性的抽象再概括抽象成更高的理性的东西呢？我说，用郑板桥的四个大字就可以完成对所有禅语的理性抽象概括。这四个字就是“难得糊涂”。郑板桥曾有一幅字，四个大字是“难得糊涂”，其下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从愚蠢到聪明难，从聪明到糊涂就更难，再从糊涂到聪明就更更难。在这里，“从聪明到糊涂就更难”，就是“难得糊涂”。当你见到一个聪明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运动学时。你去请问他：“先生，什么叫运动？”他张口就回答：“运动是变化。”再问他什么是变化，他说：“变化就是运动。”结果在逻辑上犯了循环论的错误。关于什么是运动，也就糊涂了。直到现在，我还未看到西方的物理学给出的关于运动的明确定义。这就是“从聪明到糊涂就更难。”完成这个更难的理性飞跃就是二悟。二悟是对看不见的、不直观的事理的理性抽象。这种抽象是内省的。所谓内省就是体认到“ 风吹旗子动 ”已经是自身感观在头脑中引起刺激，激发出来的感性表象，而能有这种感性表象的出现是自身所具有的功能，并与自身具有的智能结构分不开，想到此，则提出了“ 不是旗子动是心动 ”。这时认识的主体人，已经从对外观客体的感知提升为对感知主体的认识。一旦顿悟到此，就会发现主体历史的、现实的一切外观，存留在头脑中的感性表象就会蜂拥而来，并表现为人是现实世界的全体。这个存留在人脑中的现实世界的全体就构成了他的智能结构。这个智能结构在新的外观刺激下，经过比较鉴别，灵感来潮，达到理性的飞跃，从而发现新的东西，和发现事物之间新的关系，揭示事物的本质，并表现为原创与创新，就是内省的创造性思维。
这一内省的过程有时是非常快的，如在外界感观事物的刺激下，马上就完成了与内在一切表象的比较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直觉”。如，经常进入会议室开会，今天一进去感到气氛不对，马上就小心从事。你真的要问他，气氛怎么不对，他还一句话说不清，但事实上他的“小心从事”的结论确实是对的；内省需要很长时间的，因为存留在人脑中的感性形象，需要经过全面的比较、鉴别、深思、熟虑，才能发现新的东西，发现它们之间新的联系，才能发现变中不变的东西，发现规律。
内省的“原创与创新”是否达于思维的终结呢？ 不是旗子动是心动，把认为风吹旗子动 的聪明人问糊涂了，就比聪明人更聪明了呢？不然，如果聪明人再反问你，闭上眼睛，没有见到旗子，你的心怎么动？心还动不动？没有风，旗子还动不动？
这种站在主观诘难站在客观得到的结论和在客观诘难站在主观得到的结论的诘难之语，都可把对方问糊涂了，所以，我们就把这种诘难之语，称之为禅语。
三悟—天人合一
“心动还是旗动”已弄不清，面对这种情况，有人则 规定 ：凡主张“心动”的是唯心主义，凡主张“风吹旗动”的是唯物主义。其实这种规定是面对唯心与唯物的矛盾对立，无法解决问题下的一种不了了之的结论。
通过参禅悟道，悟出的道理达于了“难得糊涂”。这种“难得糊涂”使人们进一步的向上探索，以便解决难得的糊涂问题。对这种难得的糊涂问题进行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抽象，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禅语中共同的巩固的同一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元 人－客 。正是这个“理”解决了比“难得糊涂”更更难的问题，从而达于大彻大悟。这就是“三悟”。
其实用这个“理”解决“难得糊涂”的问题，很简单。所谓“难得糊涂”的问题都是产生于对“天人合一”一偏的理解，都是因主观与客观脱离、天人不合一产生的认识论上的偏颇，忘掉了观旗时主观与客观已经合而为一，形成为“天人合一”、“天人一物”、“内外一体”的完整系统。其实质就是忽略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即实践。而正是这种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才使得“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内外一理”。用现代信息论的观点去考察就是，信息量的多少不但与被观察的客体有关，还取决于观察者主观的辨识能力。单方面地强调客观或主观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电视机的荧光屏设计 , 不但要考虑象素的多少、帧扫描的速度、横扫描的速度，而且要考虑人眼的生理反应、对光点的分辨率、对光点刺激的记忆存留时间长短等等。
总之，上面所谈的“一悟”、“二悟”、“三悟”，都是从特殊概括抽象产生理性的飞跃、达于一般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对“尽头”的追求过程，这个过程所用的方法就是“归纳法，即把许多分殊的一些现象，或一些状态，归纳为一个最终的‘理'。这是一个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过程。”用中国古先哲的语言表达，就是一个“ 弥 ”的过程，是异中求同的过程。这一过程追逐的结果就是“大道玄同”。原子物理学追求到的“玄同”的现代结论就是“基本粒子并不基本，”而最后归结为“能量团——光子”，我们将其称之为“灵光子”，道家将其称为“太虚”；而光子的不同组合构成的万物万象，道家称之为幻境，即变化无穷、“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上面我们反复的谈到“理性的飞跃”，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论最鲜为人知的问题。这种“理性的飞跃”就是悟性，就是人的先天的素质。因为离开了这种理性的飞跃，就连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能产生。因为概念是理性的飞跃，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它一旦产生就从有限达于无限，就完成了自我的超越。首先是概念所划定的边界超越其自身。面对的桌子是桌子，外室的桌子是桌子，家具店卖的桌子是桌子……这是“桌子概念”自身的无限性；另一是，“桌子概念”的本质是否定、是否定了非桌子，而非桌子的事物又是无限的。所以，就人的认识而言，说认识是有限的、其实是无限的，这就是认识悟性的实质。 这种本质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能力，是先天的思想。所以，黑格尔说，概念的产生是和人类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用中国古先哲老子的话说就是“天门开阖而有雌”。在这里，“天门”指的就是人认知的门户、主观逻辑的开端、人类意识的起源，指人的耳的聪、目的明、鼻的敏、舌的颖、身的知、意的慧、识的觉。所以，范应元说：“天门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者也。”《庄子》庚桑篇说：“出入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也。”这就是意识的开端、逻辑的起源。“实有”、道〖无·有〗生的“一”，实践中的“有”，即最元初的概念。这个信息源归朴为 Log 2 2=1 比特。既然这个“理”是道，是逻辑学的公理性前提，从而它就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开端。通过这一思维，传统的中国文化想要达到一个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那么，怎样应用这一方法“达到一个了解世界一切之一切的境地”呢？
（二）外悟——道之用
上面我们讲的是悟“尽”，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长处，是内学或者说是内省的功夫。这种功夫自汉朝董子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为历代帝王所推崇，从而走上了注重于社会“安、和、乐、利”，求稳怕乱的治世之道的研究重点。把擅长于对自然的外悟之人 , 贬之为巧智。尽管中国有四大发明，但终归使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其实，关于外悟的观念 , 是和内省的对“尽头”的起源的追逐一起开始的。《周易》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在这里，“弥”是合万而为一，是异中求同、是抽象、是归纳、是概括，以求达到概念清楚、明白、确切；“纶”是一中有万，是同中求异，是分析、是推理、是演绎，以达到逻辑一贯、推理严密、条理清楚、结构严谨。用陈梦雷注释《易经》的话说是：“弥者，弥缝，合万为一，使浑然而无欠。又能纶之，纶者丝纶，一中有万、使灿然而有条。弥而不纶，则空疏无物；纶而不弥，则判然不属。弥如大德之敦化、纶如小德之川流也。”
在这里，“弥而不纶则空 疏 无物 ” 指的就是不作“道之演”的情况。如果体认了它，却不面对现实去应用、分析、推理、演绎它，那就成了空洞无物的东西了。
如何“演 ”呢？当然研究过易经的人都知道，“演”在《易经》中用了四种方法：研、演、玩 、卜筮，“演”从哪里开始演呢？
当然是从开端开始演！研究《易经》的人都知道，《易经》的开端是“乾坤乃易之门耶”，应从〖乾·坤〗开始推演。即“阴 阳相摩、八卦相荡”，推演出 8 × 8 ＝ 64 即 2 6 个卦：六爻之变，能构成 64 种不同的符号（卦）。这一演绎构成的思想体系就是朴素的辩证逻辑公理体系。
那么对具体的事物“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又如何推演呢？《易经》中说“原始要终”，即是说从原始开始走向终结。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反映的是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这里所说的“质的规定性”就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对具体事物所抽象出的观念性的设定——公理。这个设定性公理一旦确定就可对之进行推演，从而得到结果——要终。从原始至要终反映的都是这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所以《易经》说：“ 其初难知 ，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擬之，卒成之终。”
这就是中国文化 向下 求索、 外悟 的“理论”。在这个“理”中，首先提出的是“初难知”，即观念的设定是“难”的，而推演是相对“容易”的。这种认知的观念，用老子的话说就是：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这就是说，观念的公理性的设定已知之后，通过逻辑的演绎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推论、原则……），即“子”。但在应用这些原理、原则等等时，你不要忘记作为前提的公理设定。否则，当出现与这些原理、原则等等相悖的事实时，就会束手无策。如洛伦兹面对原子物理试验的新异现象时就是如此，忘掉了“时空绝对性”的设定，所以，面对原子物理的试验不能够创新，不能够从观念设定上向前推进一步，创建相对论量子力学。
这种“ 其初难知 ”的观念对后世的影响产生的一偏，就是对推理的手段、尤其是符号手段（数学）的发展不够重视，再加上各代帝王之倡导和重视“人学治世、修身”的研究，使得“外悟”的功夫欠缺，形式逻辑没有得到简洁的数学符号表述。这也就是 李约瑟 博士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走上偏于“外悟”的机械论的宇宙观。这就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 , 这并不能说，“悟”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是唯心的、是荒谬的。 因为“悟”是人的本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理论实践，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统一的主观心理或理论实践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完成了发明目标和达于目标的方法与手段，即现代所说的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悟性的高低反映的是人的智商，反映的是人的发明创造能力。“悟”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矛盾对立统一体，从主观即研究的主体考察所得到的知识和理论，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抽象表述，是现代人称之为理论实践的描述。“悟”是高深的、科学的认识论。
正如 李约瑟 博士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早期‘现代'自然科学取得大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基于机械论宇宙的假定——也许这对于这些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注定要来到，在这个时代里，知识的增长迫使要接受一种更加有机的跟原子唯物论一样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这就是达尔文、弗莱则、巴士特、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这个时代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系列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人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受到了什么恩惠呢？就是“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