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说过，“弥纶乃天地之道 ”。“弥”是异中求同，“纶”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也好，同中求异也好，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离不开一个“理”字，即“天人合一”的易变之理。就是说，中国人深深地懂得，人对万事万物的异中求同是感性向理性的飞越。这种理性飞越所得到的主观的抽象的概念，即观念的设定，所包涵的“质的规定性”，即公理意义的前提向下进行推演，又无不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这样的思维过程，就很难走上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道路。其表现就是，对形式逻辑——“象”变之理的研究，没有形成完备的符号形式的逻辑，即在一定的质（观念公设）的规定下进行形式的（象变）演绎。这在爱因斯坦于 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 San Mateo ）的 J.E. 斯威策（ Switzre ）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没有走上这两步 ”，爱因斯坦反倒说：“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谈一谈，什么是“归纳法”？什么是分析、“演绎推理法”？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上面我们说过，就中国人而言，归纳是异中求同，演绎是同中求异，但它们都离不开“天人合一”的理念元 人－客 ，即人类的实践。就具体问题而言，中国人依据“天人合一”的理念深深地懂得，科学的研究道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向上溯源是归纳、是异中求同，向下求索是演绎、是同中求异。而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具体”、是无名之物、是无极。面对这样一个无名之物，首先要解决的是定名。这就首先意味着要求研究主体（人）给它（事物）定名；而这又引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研究主体有什么样的辨识能力（是不是盲人、色盲……），有什么样的认知能力（本身有什么样的智能结构、已有什么样的知识），以及面对“具体”事物，确定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如面对茶碗，他是对沏茶、喝水之用途感兴趣呢，还是对茶碗的质料、花色感兴趣呢？）。仔细想来，观察的角度也是无穷的。面对具体问题，这一系列的前提如果不解决，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现代系统分析专家所说的，系统分析最易犯的错误就是没有确定是什么问题、没有确定研究的角度、没有把握研究问题的手段，就在那里分析，往往会得不到任何结果。而面对具体问题、千奇百怪的现象进行溯源，这些溯源又是在现有事物千奇百怪的不同名称之下求其共性，这样一个追逐的结果就使得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少、而外延越来越大。就如数学上的向量，如果要求东西南北……的方向它全能包容，那只能是“零向量”。如果我们面对现实的具体，不确定研究的人、研究者的能力及已有的知识和感兴趣的角度等等，我们只能说：“有”。而这种空洞的“有”，并不能把它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所以是“纯有”。纯有对主观来说就是一个“无”，而思辨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是一个溯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本质上看也是一个推理的过程。在这里，分析归纳走向了一个尽头，就是“具体事物”本身。在这里，归纳的结果成了前提，即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可见，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达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根据就是结果。所以我们说，一切知识的开端也即哲学的开端，就是 人们 面前的具体的、 直接的东西 ——即“天人合一”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人们面对直接的具体的东西，抽象出什么样的概念（观念）、公理性的设定，是由人们的认知能力、观察的角度、面对的现实的具体的直接的东西所决定。
在观念的设定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两个公理性前提。一个是把观察的具体的直接的东西，从万有的千奇百怪的事物中划分出来、划定它的边界，做出“质的规定性”，即定名。从而把它与非它的事物区别开来。一个是这个“质的规定”一旦做出，在后继的演绎中一定不能改变，即保持它自身的“质的稳定性”。
如平面几何学，所设定的几条公理，在后继的逻辑推演过程中一定是不变的。不能说，平行公理对这个平面几何问题对，对那个平面几何问题就不对。一旦出现对于宇观和微观问题原有设定不再正确，这时， 观念就必须更新 ，欧氏几何学就走向了非欧几何学。
其实，演的过程是对 观念 自身的表述。所以，若公理、设定不假，演出来的定理、推论必真。
对观念自身的同态性表达过程，在西方就称之为逻辑推理。其实这是观念自身的“象变、质不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后继的东西早已隐含在前提之中。
如果以〖无·有〗、即〖 0 · 1 〗为开端，用电讯号的〖通·断〗加以表达，并通过编码和解码，赋予它主观的约定，就构成了当今数字化世界的表象，即信息传输。所谓数字化世界的表象，就是概念和图像象素的传输，都可以以〖 0 · 1 〗为信息源加以编码和解码。其规律的表现就是操作程序。其符号理论表述，就是布尔代数与通讯（信息）工程的数学原理。
中国没有走上形式逻辑体系完备的数学形式化道路。但不能说，中国人就不懂形式逻辑；更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形式逻辑。从中国古文化的源头看，一部《易经》就是以〖乾·坤〗为门户的逻辑推理，并以阴爻（ - - ）、阳爻（—）符号结构演出了 64 卦。西方哲学家、大数学家莱布尼兹正是从这种阴（ - - ）、阳（—）爻变中悟出了二进制数学，继而完成了它的演绎——布尔代数，从而为近代电子计算机技术奠定下基础。
我们说《易经》是朴素的逻辑公理体系、是“道”、是“理”、是哲学的开端、是一切知识的开端。就有人反问，那用它能演出原子物理学方程来吗？对于这种似是刁难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能”！这一工作已由 薛学潜 先生在 1937 年出版的《物质波与量子力学》一书所完成。这就证明，中国人由理尽性的逻辑分析推理功夫也是高超的。证明了爱因斯坦所说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可见，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没有形式逻辑分析、演绎的精神，是不贴切的。